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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

肖娅曼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四节  研究的难点

 

    判断词“是”的来源及成因问题,涉及的问题既深且广。说它深,是因为必须探究“是”的本义和它诸多意义用法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解释所谓指代词“是”与判断词“是”的语义联系问题。这个问题因其难度极大,还从未有人探讨过。说它广,是因为判断词“是”的来源和成因问题,与“是”在上古、中古和现代判断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而“是”判断句在上古判断系统中是否有独特的语义语法作用,这一问题尚未提出,更不用说开始研究;至于现代汉语的系词“是”句与上古“是”判断句、名词判断句、“此”判断句和“为”判断句等等的关系,也是一个尚未提出、更无从说研究的问题。

困难的不仅仅是上述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白,我们必须白手起家;更为艰难的是,这些问题互相牵扯,不可分割,要论证判断词“是”的来源及成因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不能分开解决。也就是说,要想使“是”的研究有所推进,不能像研究其他问题那样,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分开来做。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决定我们要么同时解决这些问题,要么完全放弃。否则,论文会遭遇到解释了一个问题、却又引出了十个问题的困境。在论文中,我们对引出的所有问题全力进行了探讨,其中互相牵连的难题很多,最困难的是三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判断词“是”的语义根据问题

从文献上看,“是”最初不与否定、消极的事物联系,而只与神圣的和肯定性的事物联系。如:“是用寿考”毛公旅鼎[1] “曰商是常”(《书·殷武》);“是飨是宜,降福既多”(《诗·鲁颂·閟宫》)。而“此”“兹”“斯”“之”等词则既可指代正面肯定性事物,也可指代消极否定性事物。指代消极事物的例如:“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尚书·多士》);“屈此群丑”(《诗·鲁颂·泮水》);“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大雅·抑》)例中的“兹”“此”“斯”均不能用“是”替换。可知所谓指代词“是” 最初专用于神圣或正面肯定方面,

论文要证明:“是”出现之初,不是一个今天意义上的自身没有实在意义的指代词,而是一个具有尊天崇日意义的实义指代词,它同时具有五个基本特征:指代特征、神圣特征、肯定特征、断定特征、理性特征。也就是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包含有正确义素和断定义素的指代词,今天所谓指代词“是”与所谓形容词“是”其实是一个词。

以上结论是通过对西周春秋金文的考察和对《诗经》的《雅》《颂》的考察得出的。这一结论与我国最早的文字之书《说文解字》和最早的训诂之书《尔雅》的注说恰好相符。

《说文》:“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以日为正则曰是。” 根据《说文》和段注,“是”字含有尊天崇日的意义。各民族早期的“日”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日”既指太阳又指神或上帝,这与“是”出现的殷周时代的文化相符合。西周春秋金文和《诗经》的《雅》《颂》中,作为代名词的“是”指代的都是神圣者,包括神灵、祖先、君王、祭器、祭品、时运等;作为代副词的“是”,用于表示神圣正义的活动的动词前,表示神圣、虔敬的态度、方式。也就是说,文献反映的“是”的用法与《说文》一致。

《尔雅》一般认为由汉初学者缀缉周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保存着先秦词语的历史状态。《尔雅·释言》:“是,则也”,《释诂》说:“茲、斯、咨、呰、已,此也”,《尔雅》不把“是”与“兹”“斯”“此”作为一类,说明“是”在西周、春秋时,与“兹”“斯”“此”迥然有别,“则也”才是“是”在西周、春秋时代的意义。对《尔雅》“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可” 作动词“适合”讲,“事可法则”就是事合法则。从词义角度将“是”训为“事可法则”与从文字角度将“是”考为“以日为正”,二者有一个共同之点:都把“是”看作行事的最高准则。联系人类早期认识的发展历程,“日”和“法则”二者的内在联系很容易被认识:“日”是日崇拜时代的唯一“法则”,正如段玉裁所说:“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而“法则”则是日崇拜时代之后的“日”。从孳乳关系讲,“日”是源,“则”是流。《说文》考求字的本义,《尔雅》训释周代词义,由带有神性的“以日为正”到退去神性的“事可法则”,从词义的发展角度看也相吻合。从文献反映的“是”的最初用法、《说文》的文字考释和《尔雅》的训释,都不难看出“是”与正确义、判断义的内在联系。《说文》《尔雅》和本论文各自独立的研究,却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并且互相说明、互为补充,如果不是它们之间本身有着内在联系,这种关系是不可思议的。

“以日为正”和“事可法则”表明“是”最初蕴涵断定义素,因为不经过断定就无法知道事物是否符合最高准则“日”和“则”。“是”一出现就具有断定性,这就是它后来发展为判断词的内在根据。

    进一步说,“是”的准则(名词性)、正确(形容词性)、确认(系词性,隐含确认义)三个意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并且统一于判断,即:

判断标准——准则 (名词性)

判断结果——正确 (形容词性)

判断标记——确认 (系词性)

第二大难题:“是”判断句与上古其他判断类型的关系问题

说“是”有断定性、不是纯粹指代词,会遇到这样的质疑:“此”无断定性,是纯粹指代词,上古为什么有“此”判断句?为什么还有名词判断句、“为”判断句、“乃”判断句等不同判断类型?

我们的回答是,上古虽然存在多种“判断句”形式,但惟有“是”判断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判断句,即惟有“是”判断句才具有揭示性,主要表示断定,例如“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名词判断句、“此”判断句、“为”判断句则主要表示陈述、解说,而非主要表示揭示新情况的断定。例如:

言,身之文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使者曰:此颜阖之家与?颜阖对曰:此阖之家。(《庄子·让王》)

五谷皆熟为有年也。(榖梁传·桓公三年》)

这三类表示陈说的判断句,以名词判断句为主体(数量最多),“此”判断句、“为”判断句与名词判断句有细微分工,实际是名词判断句功能的补充。

“乃”判断句数量很少,以表示超预期判断为特点。例如:“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怀璞过郑贾曰:‘欲卖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战国策·秦三》)郑贾欲买的本来是玉,见到的却是鼠,这出乎他的预料,所以用“乃”。

总之,上古被称作“判断句”的各种形式,各有不同的表义分工,只有“是”判断句的主要功能是表示断定。

第三大难题: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其他词发展为系词

上古惟有“是”判断句表示断定,其他判断句则表示陈述、解说;但现代汉语的所谓判断句(系词句)并不只表示断定,还表示陈述、解说。因此,准确说来,上古构成判断句的“是”才是真正的判断词,而今天的“……是……”句式中的“是”应该称为系词。既然今天的系词句不仅表示断定,还表示陈述、解说,为什么系词不是由别的词,例如“此”“为”、“惟”“乃”、“曰”、“谓”、“则”、“即”等词发展为系词?为什么是“是”发展为系词?

这是一个逻辑学问题,需要从逻辑学角度分析阐明:陈说并不是在断定,但是断定必然包含陈说;或者说,断定是陈说,而陈说则不是断定。我们已经知道,断定和陈说的区别在于是否揭示了未知情况,揭示了新情况的是断定,反之,则是陈说。断定之所以必然包含陈说,就因为陈说是揭示新情况的前提:我们必定是先对某种事物有所了解,然后才能对此作出某种断定。[2] 从这个意义上讲,断定包含了陈说,而陈说则被包含于断定。表示陈说的“此”“为”等词之所以不能发展为系词,就因为它们没有“是”的这种语义优势。“是”的判断含义中已经包含有陈说的意义,所以“是”能毫不困难地起这些词所能起的陈说作用,而这些词却无法起到“是”的判断作用,这才最终导致了被“是”统一天下的结局。

注释

[1] 西周毛公旅鼎上的“是用寿考”的“用”为动词,参见论文末章。

    [2] 这在逻辑上表述为:事实命题先于价值命题,价值命题必然蕴涵着事实命题。在哲学上表述为:存在论是价值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