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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系词“是”的来源与成因研究

肖娅曼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后 记

 

    早在读大学及教中学语文的十多年间,我就对上古汉语“是”的性质问题,心里总犯嘀咕;及至攻读现代汉语硕士学位时,一触及系词“是”的来源、成因问题,仍深感困惑。其他实词的演变,无论其词义距本义多么远,总有踪迹可循,一俟顺藤摸到瓜后,也便令人释然了。但说系词“是”由指代词演变而来,心里总很茫然。虽然无论是要教学生还是我自己要应付考试,面对此类问题,心里总不踏实,但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去专门研究它。

    现代汉语硕士生毕业后,我到四川大学新闻系教了多年新闻评论。为准备报考美学博士生,我读到了存在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对西语系词的研究。印欧语系系词to be是一个意义系统,各个意义之间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这引发了我对弄清汉语系词“是”的来龙去脉的内心冲动。

    因工作需要,我读的不是美学博士,而是古汉语博士;同时回归汉语教学,承担了硕士生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等课程。语言学一两百年的积累已很深厚,而且目前发展很快。在接触各家各派理论方法时,无论它与“是”多么不相干,我像中了邪似的,总会扯到“是”上去。“是”的问题已经成为我的一个情结。

    关于“是”的问题,前贤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问题如此复杂,各家的观点总会遭遇无法解决的难题。对语言学发展史的了解使我知道,先了解研究现状、再进行研究的做法,有时会制约研究思路。为避免这种情况,我首先大规模调查上古文献,并采用各种语言学的科学方法,从各种不同角度研究这些材料。当我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后,我才开始仔细研究前人的研究文章,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著名现象学家 Safranski 说:“海德格尔把握人生此在,就象人们去把握海藻团一样:不管你抓到它的甚么部位,你都必须把它整体拖出来。“是”的问题正像海藻团,尝试从某个部位去把握它,总是解决一个难题,又牵连出更多的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把“是”这个海藻团整体拖出来。

我从事语言研究时间不长,但受教于名师,置身浓厚的学术氛围,使我获益匪浅。尤其是恩师董志翘先生,对我打下“小学”功底有着重要影响,没有董老师的严格要求和严格训练,对“是”的考据和论证就不会像本书那样严格。董老师建议对“是”进行“义素”分析,促使我对“是”的语义研究更科学,表述更准确。这些对“是”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四川大学的语言学研究,历史上被誉为“蜀学”,它有严谨稳重的传统学风。老一辈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养,深深影响着我。为了使结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我需要从大量材料中准确取得各种数据,这些材料都经一条条仔细研究鉴别,而且反复了多次。老一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景仰,而他们对学术的宽容、对后学的帮助,尤为令人感动。向熹先生虽然不赞成我的观点,却在我最初的提纲上用手写下了长长几页的建议和意见,并为我提供了不易找到的重要资料。张永言先生为我的初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具体意见。赵振铎先生也为我提供了重要线索。四川师范大学的刘志成先生肯定了我的观点和论证,但认为缺乏金文材料是一大缺憾。正是在刘先生的鼓励下,我才有勇气扎进金文的研究,全书的立论才更为坚实。

教研室伍宗文先生、俞理明先生,常以一个个尖锐问题的方式给我以帮助;西南师范大学的方有国先生给我介绍了林序达老先生的观点以及有关情况;张清源先生为我提供了不易寻得的版本;张一舟先生将自己所读到的有关论述送给我,并加注了标签和关键词;在读的古代汉语研究生也给我提供了新出版学术著作涉及“是”问题的种种信息。

我尤为感激德高望重的甄尚灵老先生,无论是为人还是治学,甄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帮助难以言表。每念及此,倍感幸运。

我的研究生王茂春、毛艳玲、黄弋桓同学为本书做了大部分材料的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消除困惑,给出自洽的解释,是一种快乐。出版本书,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有新的问题提出,又开始新的探索之旅,不亦乐乎。

 

                                     肖娅曼

                                                          2004. 4. 26